河北钢铁产业难以扭转颓势：钢铁职工不得不寻找新工作

2016-8-15

厚厚的围墙内，松汀钢铁(以下简称“松钢”)高炉里喷出滚滚浓烟，仿佛宣泄着压抑已久的愤懑。

　　半年前，这家唐山迁安最早的钢铁厂宣布停产，6座高炉一夜之间归于平静。即使是现在，它附近的钢铁厂也大多已经偃旗息鼓。

　　唐山所在的河北省曾连续十几年年产量位居全国之首。但这个以钢铁生产创造GDP的省份，其GDP增速自2013年降到7%以下后，连续三年都位列全国倒数前五名。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产能”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河北省作为国内钢铁去产能最重要的战场，其决策动向吸引着外界的注意。

　　河北省发改委回应《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期间，河北省共压减炼铁产能3391万吨、炼钢4106万吨。今年河北将分两批压减炼铁产能1726万吨、炼钢产能1422万吨，其中第一批压减任务已全部落实到市县、企业和装备;第二批压减任务已分解到各市。为打好化解过剩产能攻坚战，下一步，河北还将采取市场淘汰、执法处罚、整合重组、布局优化、扩大内需、国际产能合作等措施。

　　政策调控伴随着现实阵痛，这个被一座又一座钢铁厂围起来的钢铁大省，正在经历考验与挣扎。

　　没落的钢铁之城

　　武安城以西约20公里的郊外，空气中弥漫着煤灰的味道。这座位于河北省南部的钢铁城市，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从事钢铁相关行业。“武安铁矿峰峰煤”，郭沫若曾经这样夸赞这个铁矿石储量达5.5亿吨的全国四大富矿基地之一。

　　被《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和《河北省钢铁水泥玻璃等优势产业过剩产能境外转移工作推进方案》双双点名的永诚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诚”)，就在此地。

　　它似乎被寄予厚望。前者要求永诚与牵头的明芳钢铁公司，以及广耀、东山、鑫山、远盛等其他4家钢铁企业，整合成河北太行钢铁集团，并搬迁至磁山镇西的南洺河工业园区。而根据后者，永诚作为仅有的7家被点名的钢铁企业，其与印尼力宝集团合资在印尼建设的一期年产200万吨钢铁项目，需争取2015年签订协议，2016年开工建设。

　　唐钢的一处厂房，冷静略显萧条，一名环卫工人正在打扫街上的尘土

　　但对于现在的永诚来说，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

　　“我们去年停产了，现在正在恢复生产!”一位副总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这家复产不久的钢厂门禁不严，外人可随意出入。工厂内，原本仅服务于公司员工的餐厅也打出“对外营业”的字样。李增田来得迟了，在一张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桌前坐下。他是附近石洞乡的居民，在永诚已干了四五年。

　　“刚来的时候效益很好，开钱也开得特别快。去年四五月开始不太好了。”他迅速地扒着一大碗拽面，手黝黑而粗糙。他讲着一口本地方言，看得出来，他很害怕丢掉这份失而复得的工作。

　　去年8月底，永诚停产。失去了生活来源，李增田不得不去20公里外的武安市区一家铸造厂打工。这个距离对于他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今年3月工厂恢复生产后，他重新回到了这里。

　　“一多半的人不干了，现在最多2000人。一共3个炉子，只有3号炉恢复生产了。”他告诉记者，由于缺人，原本“三班倒”的工作变成“两班倒”，他每天需工作12个小时，但工资也相应地增加到每月3500元左右，这在当地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不过，由于现金紧张，工人工资需延期一个月支付，下个月才能领到这个月的工资。

　　武安城南外环的兴衰对比似乎更具现实写照。

　　这条路上，并排着好几家钢铁企业，巨大的炼钢炉接连耸立。但在当地人眼里，这条路现在太过安静。三年前，即使是半夜，这里也是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声与钢轨撞击声交响，根本听不到人说话的声音。

　　“从前年年底开始，钢厂效益就不好了，很多都停工了。以前好的时候，那冒的烟，感觉就像在云雾里一样。”出租车司机姜会军望着已经停产的高炉，怀念着武安曾经的辉煌。

　　前些年钢材市场需求旺盛、利润丰厚，民间资本纷纷涉足钢铁，导致钢铁产能迅速扩张。“投资两条生产线，挣钱像用耙子搂一样”，“一座钢厂就是一台印钞机，日进斗金”，“迁安的钢铁厂老板用麻袋装钱，一口气买十几辆奔驰”，当地人口中那个钢铁行业的黄金时代，满城都是钱的味道。

　　但好景不长。从2010年开始，钢铁行业走入下行通道，钢材价格一路下跌，吨钢利润也大幅下滑，有人形容“最早一吨钢能赚一部手机，后来能赚二斤猪肉，到2013年上半年只能赚一瓶矿泉水”。

　　“2015年的综合钢材价格从2900元一路下滑到每吨1900多元。最惨的应该是四季度，差不多一吨钢亏二三百块钱。300万吨钢的企业，整体下来一个月就亏损一个多亿。每天早上一醒来，二三百万就没了。”位于南外环的文安钢铁集团(以下简称“文安钢铁”)3个高炉中的2个已停产半年多，董事长王文安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倾诉着他的困境。

　　武安市市长魏雪生也曾称，2015年在钢铁形势最不好的时候，武安有70%产能都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那是武安钢铁产业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南武安，北迁安。迁安作为我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其产量可与世界产钢量第10名的乌克兰相比。与武安一样，现在的迁安钢铁业也正在沼泽中挣扎。

　　“去年11月14号停，今年4月28号送的电。”被问起附近松钢的停复产情况，小卖部老板邢斌说。他一边专注着整理货物，一边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个钢铁厂的停复产决定着小卖部的生意，他印象深刻。

　　他告诉记者，小卖部的生意不好做，附近的小卖部和餐馆大多都已关门。在停产的这近半年里，松钢只有保卫处在看家。目前，山下的老区还没复产，复产的是山上的新区，那里是厂房主要集中的地方。

　　松钢始建于1969年，是迁安最早的一家钢铁厂，也曾是唐山市属企业，2001年整体买断原国有企业后，组建成民营企业。此后10年是其黄金发展期，逐步达到年产铁500万吨、钢500万吨、材200万吨的生产能力，并一度挺进河北百强企业。

　　然而自2015年初起，松钢就一直亏损严重。其财报显示，2015年前9个月，松钢亏损4.74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61.37%。去年8月，松钢所有6个炉子中的4个就已经开始检修。11月14日，该厂宣布全面停产，6000余名职工开始放假。

　　彼时就有知情人士透露，松钢拖欠9700万元电费，当地电力局让松钢先行偿还3000万元。但由于资金紧张，松钢只能暂时偿还1500万元。政府出面协调也未能谈判成功，电力局采取强行停电措施，导致最后两座高炉被迫焖炉。

　　这是继山西海鑫钢铁之后，国内第二家500万吨级以上规模钢企因高负债和资金链压力停产。松钢停产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或许正因为此，不同于武安永诚的自由松散，复产后的松钢亦门禁甚严。屹立的大理石门截断了上山的道路，看上去十分威严。门口是载满原料排队进厂的卡车。同样威严的四五名保安，一边熟练地指挥着卡车，一边警惕地侦查着四周，有出租车在停车场稍作停留，便会围上盘问。

　　“钢铁行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已经成为困扰钢铁企业的最大难题。”唐山市钢铁工业协会信息部部长刘凯明告诉《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有些银行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不断抽贷、压贷，使钢铁企业资金非常困难，甚至面临经营危险。

　　此前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钢铁处处长徐文立也曾表示，2014年唐山地区商业银行对钢铁企业抽贷93亿元。

　　事实上，除了松钢，去年唐山地区一度停产的钢厂还有佳鑫(炼铁产能72万吨)、成联(炼铁产能50万吨)、建源(炼铁产能30万吨)、清泉(炼铁产能150万吨)、福丰(炼铁产能60万吨)、粤丰(炼铁产能100万吨)、安泰(炼铁产能200万吨)、兴隆(炼铁产能200万吨)、建邦(炼铁产能135万吨)等。

　　今年3月，身为国企的国丰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也关停了其北区厂区。国丰的产量位列唐山前三甲，2015年共生产生铁840多万吨、粗钢830万吨、钢材近1000万吨。

　　“周边的小钢厂都黄得差不多了，唐钢还行。”河钢集团唐钢公司(以下简称“唐钢”)滨河门外，陆续走出忙碌了一天的职工。魏刚漫不经心地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等着回家的公交车，言语间透着唐钢人的傲慢。

　　河钢集团(以下简称“河钢”)是河北省国资委唯一监管的钢铁企业，尽管其营业收入已连续5年下滑，2015年降至731亿元，2016年一季度资产负债率达到73.5%，但在钢铁行业普遍低迷的背景下，2015年仍实现5.73亿净利润。

　　不过，唐钢人的收入似乎受到了影响。“他们以前开五六千一个月，现在只能开三千多。”出租车司机耿军家住唐钢家属区附近。过去，他基本每天早上都能拉到打车上班的唐钢人。但从去年开始，基本就拉不着人了，从前打车的人都转而开始乘公交车，或是骑自行车、电动车。唐钢的百度贴吧里也多了很多找人拼车上班的帖子。

　　“但相比之下唐钢还算比较好的，一般人还是愿意去那儿，比较稳定。”他的言语中透着羡慕。

　　减产重压

　　未来五年，河北还要化解1.2亿吨钢铁产能，仅2016年就要压减炼铁产能1726万吨、炼钢产能1422万吨，这些产能层层分解，最后由各市级主管部门落实到具体的钢铁企业。这一连串数字背后，是涉及到政府、企业、职工三方面的铁血任务，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6年，武安从它所属的邯郸市领到了化解246万吨炼铁和330万吨炼钢产能的任务。

　　中长期来看，重组搬迁是武安去产能最重要的举措。武安16家钢铁企业绝大多数都围城而建。早在2014年6月30日，武安市围城钢铁企业退城搬迁改造项目就被写进了《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并被列入2015年河北省重点项目名单。

　　这一方案经报请国务院批准，由国家发改委批复，同意将河北作为国家钢铁产业结构调整重点省。冀南钢铁与太行钢铁这两个项目都是其子项目，二者将分别搬迁至远离主城区的青龙山工业园区和南洺河工业园区。

　　记者驱车前往南洺河工业园区。一望无际的农田被征收后，已经围上了铁丝网。原有的玉米地被推平，隔年的油菜花零星开放，只有一片核桃树林还因相关批复文件未下达而依然安详。

　　荒野上不见行人，机动车也仅偶有来往。只有路边的告示牌，宣示着这是河北太行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钢铁重组搬迁改造项目，预计自2015年5月至2018年12月分三期建设，投资总额209.1亿元，最终形成600万吨产能，年削减二氧化硫6184吨，氮氧化物13400吨。

　　今年1月5日，一个名为“漫游武安”的网友在河北太行钢铁集团的百度贴吧里发了一系列开工仪式的照片，他自称是明芳钢铁厂员工。照片里，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穿深蓝工作服的员工们正在放彩弹庆祝，领导们则在简易搭建的红色主席台上一字排开。武安市政府门户网站于次日确认了这一信息。

　　“那只是奠基仪式。项目指挥部目前还没有筹建，工程也还没有开工。”明芳钢铁公司办公室负责人告诉记者，要等等再说。

　　毕竟从短期来说，重组搬迁不如直接压减产能来得立竿见影。

　　今年3月20日，武安市政府召开钢铁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安排部署会。会上，一份《武安市2016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实施方案》摆在了16家钢铁企业面前。按照这份方案，钢铁企业的产能占武安总产能的比例是多少，就承担多少比例的去产能任务。以文安钢铁为例，其300万吨的炼铁产能在武安整体产能中占比7.69%，那么它今年需承担的炼铁去产能任务，即为：246万吨×7.69%=18.92万吨。

　　除此之外，还需执行河北省提出的450立方米以下高炉和40吨以下的转炉都要淘汰的要求。结合围城钢铁企业退城搬迁改造项目，武安市最终确定了5家企业在2016年承担拆除设备的任务。

　　与此同时，武安市还设立了钢铁置换交易基金平台，16家钢铁企业按每万吨铁、钢产能各100万的标准，缴纳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基金，用于补偿2013年开始压减产能、拆除设备的企业，解决职工安置等方面的问题。

　　“哪一家企业遇到了哪种政策，我们就对哪一家企业执行这种政策。我们不搞选择性的政策制定，对谁都公平。”在电视台的一则报道中，武安市市长魏雪生面对镜头，态度坚决。

　　但文安钢铁董事长王文安却表现出极大不满：“一边拆炉子，一边要钱，企业又这么紧张。你得说今年咋活!”2013年至2015年期间，他需要缴纳2065万元补偿基金。而今年承担拆除设备任务的5家企业，正好也有文安钢铁。

　　王文安算了一笔账：一座450立方米、年产50万吨铁的高炉，约值2亿净资产。拆除不仅仅是表面的损失，整个产业链上的其他设备也会因此全部失去作用，这样算下来总计损失近10亿。此外，净资产变低会导致公司负债率提高。银行往往会因此紧急抽贷，这让原本资金流非常紧张的企业更加捉襟见肘。

　　王文安抵制缴纳补偿基金，引发了政府方面更为强硬的措施。

　　“如果我们现在不把2013至2015年的补偿基金兑现，那么政府将失去诚信，企业将互相攀比，那么今年的任务，企业也不会愉快地接受。”魏雪生说。

　　作为河北省另一产钢大市，“压产大户”唐山的去产能任务更为艰巨。

　　按照2013年出台的《河北省消减煤炭消费及压减钢铁等产能任务分解方案》，到2017年，唐山需压减炼铁产能2800万吨，炼钢产能4000万吨，化解任务占全国的二分之一，全河北省的三分之二。今年5月26日，河北省钢铁煤炭去产能攻坚战动员会上，要求唐山2018年到2020年期间再压减炼铁产能298万吨，炼钢产能501万吨。

　　“我们的目标是，把先进的产能留下，把落后的产能去掉。”刘凯明解释道，与武安的相对平均主义不同，唐山采取的是弃劣保优的政策，即“标准约束+差别政策+末位淘汰”。具体来说，就是按照环保法要求，严厉处罚不能按时完成治理任务和不达标排放的企业;对限制类、环保不达标排放的装备，实施差别化电价等经济措施;设置环境保护、压减进度、企业节能、安全生产、税费贡献、规划布局、工资社保、链条延伸等8项评价指标和指标权重，由各部门打分，对钢铁企业和装备进行综合评价，末位淘汰。

　　不过，与武安相同的是，唐山也引入了产能交易平台，允许县(市)区在完成化解任务的前提下，对钢铁产能进行交易，为优势钢铁企业“上大压小”、实施兼并重组提供通道。

　　去产能的成绩是显著的。自2013年以来，经过连续3年的结构调整和化解产能过剩工作，唐山市钢铁企业由58家减少到44家，炼铁产能由14176万吨减少到13089万吨，炼钢产能由15273万吨减少为12916万吨，即累计化解炼铁产能1087万吨、炼钢产能2357万吨。

　　但另一组数据令人担忧。2015年，唐山市生铁产量8434万吨、粗钢产量8270万吨、钢材11179万吨，同比分别增长2.8%、1.7%和8.1%。

　　压缩的产能对比着膨胀的产量，怪圈显现。事实上，真正影响供求关系和市场价格的正是产量，而非产能。

　　然而，唐山并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思考这其中的奥秘。对于这座占全国钢铁总产能十分之一的城市来说，去产能本身就足以让他们焦头烂额。

　　唐山去产能过程中，民企寻求国企托盘的现象也引起了分析人士的注意。分析师马庆峰提出，唐山地区已成为钢铁停产重灾区，但全部关停的钢厂都是民企，而剩余的民营钢厂要么是2011年来没有新投高炉的，要么都是有资金背景的央企、国企托管。

　　“实际的去产能过程与钢铁企业的所有制属性无关。”刘凯明否认在去产能过程中对国企与民企存在区别政策。他纠正道，只要符合去产能标准，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要去产能。在同等条件下，国企要起到带头作用，承担更多责任。他举例说明，津西钢铁是民企，但它的产品大H型钢很好，产能不能去;而石家庄钢厂是国企，但因为在市区，必须搬迁，且搬迁中需减量置换。

　　河钢的去产能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家中国钢铁企业头把交椅的现任掌管者于今年5月宣布，将于今明两年再次压减炼铁产能260万吨、粗钢产能502万吨。

　　事实上，2008年以来，河钢就已陆续淘汰炼铁产能560万吨，炼钢产能684万吨，轧钢产能250万吨。而从财报来看，其生产人员从2009年的43698人持续下降到2015年的35214人，工程技术人员也从2009年的5605人下降到2015年的2748人。

　　去产能方案还细化到企业和设备，领到任务的唐钢、宣钢、承钢，正在紧锣密鼓地拆除炉子。根据方案，今明两年内，他们共需要拆除6座450立方米的高炉、2座55吨转炉、1座80吨转炉、3座120吨转炉，合计压减炼铁产能156万吨、炼钢产能539万吨。

　　压减产能计划的第一炮在宣钢东厂区打响。首当其冲的是5号450立方米高炉。

　　这座高炉曾为宣钢实现了300万吨铁钢材配套规模的“第一次跨越”，后成为具有国内当代先进水平的中型炉炼铁装备，平均日产可达1500吨，是宣钢的“经济炉”、“效益炉”。

　　而它的最后使命，是被拆除后完成压减炼铁产能52万吨，或压减粗钢50万吨的任务。

　　何去何从?

　　尽管刘凯明一再强调，现在唐山复产产能均为合规产能，不属于淘汰范围，企业停产复产大多是应对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经营的正常行为，但愈演愈烈的复产还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地方政府牵线搭桥，帮助停产减产钢企寻求托盘，从而实现复产，更是催生出所谓的“中航模式”。在银行收紧信贷的背景下，中航国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作为央企注资，并负责采购和销售，被托盘的钢企负责生产，转型为“加工工厂”。

　　中航国际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控股，资产规模逾2500亿元。其旗下的中航国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钢铁产业链集成服务商。

　　今年1月4日，唐山遵化市委书记李贵富、市长詹晓阳会见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宏伟与中航国际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天军，就港陆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港(4.040, 0.01, 0.25%)陆”)与中航集团合作项目展开洽谈。

　　位于遵化的唐山港陆，是一家成立于2002年1月的民营钢厂。官网显示，其有员工1万余人，总资产100多亿元，铁钢轧综合配套生产能力600万吨。去年12月初，因为行情惨淡，唐山港陆以减产来减亏，暂时关停了1250平方米热卷轧机，并焖熄了2座550立方米高炉和1座1160立方米高炉，合计停产约350万吨产能，约占整体产能的60%。

　　此前，中航与唐山鑫达、徐州宝丰特钢、江阴西城钢铁的合作，亦属“中航模式”。马庆峰称，目前“中航模式”下的钢材产量已经达到2000万吨，主要借助于中航国际的资金优势、多年的海外经验及国内渠道销售。

　　而开展类似模式的远不止中航一家，不少央企、国企也都与国内多家钢厂展开此类合作，中铁荣信、中铁申特都是案例。

　　“唐山去产能目标明确，但包括地方政府、钢铁企业、企业员工以及银行等在内的各参与方对此均有顾虑。”国家信息中心办公室随志宽试图解释唐山在去产能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关系。

　　他撰文分析称，对地方政府，去产能会拉低唐山市经济增速2到3个百分点，降低税收超过5亿元，并可能带来大规模失业和经济硬着陆等一系列问题;对钢铁企业，靠市场倒逼去产能进程会比较缓慢，且一旦市场回暖就可能死灰复燃;对企业员工，由于年龄结构不合理，其他工作技能缺失，对企业兼并重组、下岗再就业存在恐惧心理;对银行，唐山钢铁企业在银行贷款占比超过13%，去产能可能增加银行不良贷款。

　　“唐山钢铁业去产能主要痛点和难点就是停产容易善后难。”在刘凯明看来，关停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职工的安置。唐山市在调整中要关闭一部分钢铁企业，这将使全市钢铁企业直接减少收入57亿元，直接减少就业岗位近7万个，连带影响就业岗位近20万个。而唐山目前的思路，主要是通过内退、失业保险、转岗培训、鼓励自主创业等解决。

　　“去产能风险无非两项，第一，转岗职工怎么安置分流?第二，所产生的债务怎么处理?”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把“人”和“钱”列为去产能最大的两项风险。

　　除了人员安置，唐山亦面临债务处理问题。据初步估算，唐山全市现存44家钢铁企业负债高达1950亿元，其中包括银行贷款、企业间拆借和民间集资等多种债务，涉及债权人多，处理起来极为棘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唐山有关部门正进一步摸索和实践。

　　武安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根据武安市劳动保障局公布的数据，武安钢铁产业直接和间接涉及产业工人达12.3万人，如果全面完成化解钢铁产能的任务，将导致3.2万职工下岗再就业。今年，武安压减产能过程中受到影响的职工就有8700人。而武安的思路与唐山大致相同，劳动部门将通过企业内部转岗就业4400人，技能培训就业3100人，剩余人员将通过职业介绍、失业保险、自主创业优惠政策等多种渠道实现就业。

　　“钢铁这么多年，始终起起落落，有一定的周期性。现在这两年是低谷，但大家都不愿轻言放弃，因为等熬到下一个高点，自己可能又赚了。”王文安早先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感慨，或许代表着企业负责人的心声。

　　产能出海

　　抵制缴纳补偿基金的王文安忽然接到政府邀请，让他和其他几位遭受相同待遇的企业负责人去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考察，并鼓励他们产能外迁。每吨低出60到80美金的成本让人动容，但资金是个问题。政府又牵线搭桥，让文安与中冶集团结成合作伙伴，后者可以承担前者在马来西亚的厂区建设。

　　“东南亚国家现在还处在中国10年前的发展阶段上，需要大力发展钢铁业来支撑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室主任赵江林告诉《中国企业家》，未来十年，中国钢铁企业在东南亚将会有比较良好的利益空间，但由于钢铁业是一个长期的投资项目，投资后变现非常难，所以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选择投资时，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环境、制度成本、人力成本等各方面的因素，对化解危机的手段一定要准备充足。

　　但王文安目前最关心的显然不是这些。去东南亚投资建厂，可预见的是国家的扶植政策和丝路基金，以及武安市对化解产能企业的补贴，土地置换增值收益等。“这么着我就能用于化解下岗职工和失业这一块，压力会减轻很多。”在央视的镜头前，王文安的表情终于由严峻转向了略微轻松。

　　另一场产能国际合作也在进行。今年4月18日，河钢集团董事长于勇与塞尔维亚经济部长泽利科·塞西奇签署协议，以46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并全盘接收其5046名员工。

　　塞尔维亚的前身南联盟、南斯拉夫，或许更为中国人熟知。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于2009年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匈塞铁路、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E763高速公路、科斯托拉茨电站改扩建等一批重大项目，都由中国企业建设。

　　成立于1913年的斯梅代雷沃钢厂，是塞尔维亚唯一一家国有钢铁厂，年产能220万吨，产品80%出口周边的欧盟国家。2003年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曾以2300万美元收购该厂，并于8年后以1美元的象征性价格归还塞尔维亚政府。

　　此后数次“改嫁”未果。2014年该厂曾因乌克兰危机导致铁矿石进口受阻而被迫停产2个月。此外，内陆国并无海运优势，而铁路、公路、河运港口等交通设施也面临着更新改造问题。直到去年，该厂产量仅87.5万吨，净亏损却达到1.13亿美元(约合7.33亿元人民币)。

　　当受困的全球钢铁企业忙于逃离欧洲的时候，河钢作为唯一竞标者收购了该厂。

　　此举得到高层的肯定与支持。今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专程考察了该厂，强调“要将斯梅代雷沃钢厂打造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际产能合作的样板工程”。

　　事实上，河钢肩负着“到2017年300万吨、到2023年1000万吨”的钢铁产能境外转移任务。早在2014年9月，河钢即与南非工业发展公司、中非发展基金签署《南非钢铁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其在南非投资建设的500万吨钢铁项目。当年11月，亦控股全球最大钢贸商瑞士德高公司。

　　河钢此举无疑解了塞尔维亚政府的燃眉之急。“一旦完成该协议，塞尔维亚的经济增长率有望从今年的1.75%跃升至明年的3.5%-4%。”该国总理武契奇在正式协议签订后6天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顺利连任。

　　而塞尔维亚驻华大使巴切维奇则更为直白地指出，塞尔维亚有望于2020年左右加入欧盟。在欧盟加强对中国钢铁业“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措施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不应该错过这个重要的窗口期。

　　目前，河钢已经确定了该厂未来一年半的阶段性经营目标，即今年下半年保证现金流不亏，明年上半年实现扭亏，明年下半年实现全面盈利。对比河钢去年5.73亿元的净利润，要扭转斯梅代雷沃钢厂去年约合7.33亿元人民币的净亏损，难度着实不小。

　　多瑙河畔的样板工程还等待着时间检验，而国内的任务也并不轻松。

　　就在习近平考察的前4天，于勇通过媒体撰文表态：“决不会因为压减产能致使任何一名职工下岗。”

　　“唐钢人要说‘我们都下岗了’，那是吓唬你的。没下岗的，他们都是转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河钢准备筹建出租车公司帮助职工转岗的传言，让耿军不安。他用唐山话大声抱怨着，语速极快。新一轮的产能压减，将涉及河钢7445名职工的安置问题。而河钢官方则表态，目前正在通过培训转岗和内部退养两种方式安置职工。经培训合格后，可分流至集团的物流、检修、机械装备及生活服务等非钢单位。

　　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唐钢每年就有5000多名员工离开总部厂区，向非钢产业转移。彼时还身为唐钢总经理的于勇提出向非钢产业战略转移。面对媒体记者，他曾经多次强调，做大做强非钢产业，是国内钢铁企业摆脱困境、实现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

　　2013年，唐钢出台《非钢产业“后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非钢产业的年收入在2015年超过钢铁主业。根据中钢协旗下《中国冶金报》数据，经过五年的战略转移，唐钢的非钢产业总资产达到200亿元，年收入近200亿元，虽未实现超越目标，但销售额和利润正逼近唐钢的半壁江山。

　　这一思路现在被复制到整个河钢。去年，河钢确立了“2015-2018年，逐年消化25%的自身人工成本”的目标，并将其和子公司工资总量捆绑在一起调控考核。

　　当河钢承诺将员工分流至非钢产业时，耿军还在为“更加吃不起饭”焦虑着。毕竟，他并不愿意看到河钢出租车公司真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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